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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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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小说三题  

2009-12-07 10:08: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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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小说三题(短篇三题)

 

       

          鲍十

 

   西关旧事

 

     1

 

自从几年前调来广州,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写几篇反映广州生活的短篇小说,写一写广州的市井风情。为此,我还专门到荔湾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当了一年副主任(不是实职,叫挂职)。应该说,这一年过得蛮有意思。认识了很多人,见识了很多事,同时基本摸清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程序。

荔湾是广州的老城区,广州人称西关,旧时也叫西园。自清末以来,这里一直是商贾云集之地,很多人在这里发了财。在广州人眼里,西关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许多事情都值得一说。尤可称道的是“西关小姐”。这些当年富商家里的“千金”,在人们日渐丰富的想象和描绘中,已经有了传说般的感觉。甚至有人专门写书介绍她们的生活情状,连爱吃什么零食都写到了。据说,她们喜穿素色衣裙,梳乌黑乌黑的长辫子,脚穿木屐,腕戴翠玉镯,最爱吃糯米糍……住便住在“西关大屋”。

大屋就是富商们的宅第,一般二至三层,正面开门。屋门多为三件套,包括脚门、趟栊和大门。趟栊很像现在的铁闸门,不过是用圆木做的(圆木杯口粗细),两端再用方木固定,就像放倒的栅栏。大屋内部十分宽敞。地上铺着“大阶砖”。可以想象,当年的西关小姐们,嫩白的脚上穿着光洁的木屐,“咯嗒咯嗒”地走在上面,样子定会十分好看。

史料记载,最盛时期,西关大屋一度多达八百多间。现在没有那么多了,只剩了几十间。这几十间大屋分散在西关的许多地方。只有一处比较集中,就是耀华大街。

挂职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认识了一个老人,用广东话讲,是一位阿婆。

阿婆就住在耀华大街;此外,她还是一个住西关大屋的人。

她的名字叫黎芝。

 

     2

 

我第一次见到黎芝是那年六月。那天是星期五。那天上午下了一场雨,雨很大,也很急,不过下午就停了,还出了太阳。在阳光的蒸腾下,空气中充满了水汽,处处都湿漉漉的。

那天下午,街道办事处的小孙要到下面的社区布置工作,因知道我爱到街上转悠,就专门过来找我,问我去不去。“好啊好啊,我去……”我马上说。小孙是个女青年,中山大学毕业的,皮肤很白皙,是个热心人。我们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走过来,最后来到了耀华大街。

虽然被称作“大街”,耀华大街实际并不大,甚至还很小,最长不过200米,而且窄窄的,只有四五米宽。街面铺着一长块一长块暗红色的麻石。街两边就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大屋,有的紧邻着街道,有的则辟有小小的院落,院落有围墙,有的种着花树。另外,这条街是一条背街,远离马路,况且人很少。此前我来过这里几次,每次都很少见人,有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不知什么缘故。

一走进街口,我就看见了一位阿婆。当时,她正站在一幢有院落的大屋的院外,身上穿着一套白地儿素花的衫裤,脚穿一双塑料拖鞋,双手垂在身体的两侧,大概是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便向我们转过脸来,并对我们笑了笑。阿婆很清瘦,身材要比大多数广州女人高,头上留着齐耳朵的短发,远远看去,白头发很多,黑头发很少。阿婆的笑很友善。她的笑非常动人。我们也向她笑了笑,然后便进了社区的办公室。

等我们谈完事情出来时,阿婆已经不在街上了。这让我有点失望。待仔细一看,才发现她已经回到院子里,正在用一把长柄的笤帚扫那些被雨打落的树叶。我示意小孙过去看看。我们过去后,阿婆停下手里的事,又朝我们笑了笑。因为离得近,这时可以看清她的面貌了。还有她那双眼睛。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那双眼睛是那么清澈,没有一点儿老年人的浑浊。不仅如此,那双眼睛还那么沉静,那么质朴,没有一丁点儿“火气”。毋庸讳言,我们肯定都见过那种内心芜杂,愤愤不平,被各种愿望或者欲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眼睛。阿婆的眼睛肯定和他们不同。这么说吧,通过阿婆的眼睛,我看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此外——不妨实说——在看到阿婆的眼睛时,我不由想起了我的母亲,而且是瞬间就想起来的。

“您认识我们吗?阿婆……”片刻,小孙笑着用广东话说。

“认识呀,你是街道的干部,我早见过你的……”阿婆也用广东话说,听上去很爽快,说着把眼睛转向我,“他……我还没见过……”

“这是我们街道的副主任,鲍主任,新来的……”小孙说。

“您好!”我用学来的半通不通的广东话说。

阿婆再次笑了,不过没有笑出声音,而且这次是专门对我笑的,也许是觉得我的广东话讲得有趣。

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到她家去看一看,而且愿望特别强烈。我想看看她的居住环境,了解一下他是怎样生活的。我当时想,或许阿婆就是一个当年的西关小姐呢!若真的如此,岂不是很有意思?

我把我的想法悄悄跟小孙说了,小孙又跟阿婆说了,阿婆听了道:“好啊,来吧来吧。”

阿婆就住在“大屋”的一楼,进门就是她的家。

虽说住的是“大屋”,阿婆的家并不大,看去只有十几个平方(不超过20平方米)。在靠近院子的一侧,有一扇窗。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院子里那株花树,以及不远处的长了绿苔的围墙。屋子里的用具也很简单。靠近墙角有一张单人床,铁管做的;挨着床有一只方桌,桌上放着一些杂物,最显眼的是一台屏幕很小的电视;方桌的左边有一个立式的衣柜,颜色很深;床的这一边有一只长木椅,可以坐三至四个人,木椅的前边放了一个茶几,茶几和木椅的颜色也很深(跟衣柜差不多)。

不管怎么说,这间屋子都太小了。

屋子小虽小,却让人感觉极整洁,所有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衣柜、电视、木椅,都一尘不染,尤其是茶几,简直光可鉴人。

我和小孙坐在木椅上,和阿婆闲聊了一会儿,了解到了一些阿婆的情况。

那以后,我又和小孙来过几次,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聊天儿。

 

     3

 

阿婆笑说她可不是西关小姐……

阿婆的老家在广东清远,是在乡下。她至今还记得她家的老房子,尤其记得老屋前边的一片水塘,水面上常常飘浮着一层轻烟似的薄雾,冬春两季以及一早一晚儿尤甚。雾气平铺在水面上,且轻轻颤动着,久久不散。

当年,在清远的乡下,除了一些富裕人家,房子一般都很简陋。阿婆的家就属于这一种。门和窗也是最简单的。由于年久,门已经发黑了,门框仿佛被出来进去的身体蹭得出了油。一到夏天,房里就会进来很多蚊子,数以百千计,嗡嗡叫着,让人头皮发麻。几乎每天晚上,家里都要熏蚊子,在堂屋的地上点燃一堆火,再把新割来的艾草压在火上,一时间浓烟滚滚,浓烟汹汹然从门窗溢出来,犹如发生了火灾。

阿婆的父亲租了大户人家的几亩薄田,种稻谷(兼种一点点青菜)。稻谷一部分要交地租,一部分留下来做一家的口粮。在阿婆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当时非常辛苦,仿佛一年四季都在劳作,手脚又粗又硬,尤其是脚,因经常赤脚下田,被泥水浸泡得处处开裂,还常常渗出血丝,看了让人心痒。还总是吃不饱饭。一家人都吃不饱饭。她家那时有7口人,除了父母,还有四个孩子加一个奶奶。每到吃饭的时候,7口人围坐在饭桌前,一人捧一只饭碗,谁都不说话,只听到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和慌不迭的吞咽声,直到把饭盆吃得精光,最后还要发出一阵长长短短的叹息。

阿婆是家里的长女,很早就帮家里做事了。开始是帮母亲带孩子。那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带大的。母亲给孩子喂完奶,就往她身边一放,说:“哄他睡觉……”或者说:“抱她到外边耍去……”说完就忙别的去了。她便学母亲的样儿,轻轻地拍打着他们,嘴里哼着什么小调儿,直到把他们哄睡;或者呲牙咧嘴地把他们抱起来,歪歪斜斜地带到一边去。其实,她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除此,她还要割草兼放鹅。她家每年都要养几只鹅,还要养得肥肥的,好在过年的时候做一道“酸梅鹅”——这是她老家的风俗,过年可以无鱼无肉,却一定不能无鹅(这个风俗有点怪)。

阿婆再大一点儿,就跟着父母下田了,原来她做的事情,便由妹妹们接过去做了。她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排行第三。在所有的孩子中,父亲最疼爱这个弟弟。家里有了好吃的,要先尽着他吃,每年过年,只有他才有新衣裳穿,到了上学的年龄,又把他送进了镇上的学堂。父亲一板一眼地说:“我们黎家,以后就指望他了。你们谁也别眼气,眼气也没用。”姐妹几个看看父亲,看看母亲,看看那个一声不吭的男孩,又互相看了看,最后像几只蹲在树枝上小鸟一样,整齐地点了点头,表示他们明白了。

13岁那年,阿婆的人生有了一个变化。当时,她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广州。有一天,这个亲戚给阿婆的父亲捎来了一个口信,说他那里缺少人手,问父亲能不能帮忙找一个人,还大致说了相关的条件和待遇(主要是工钱)。接到这个口信后,父亲不由动了心思,他觉得这个事很适合阿婆做,一来可以赚到一份工钱,同时又带出去一张吃饭的嘴(一年起码能省几百斤稻谷),可是他又有点儿犹豫,主要是不放心,怎么说也是自己的骨肉,放到那么远的广州,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他会悔恨一生。不过,犹豫来犹豫去,父亲还是将心一横,亲自把阿婆送到了广州。

阿婆知道,父亲的意思是不能违逆的。从老家到广州有一百多里路,那时的交通又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很多路都要步行。阿婆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看着父亲汗湿的后背(当时是在四月,在广东,四月已经很热了),一路上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来到广州以后,父亲看了对方给阿婆安排的住宿的地方,又仔细地问过相关的事情,稍许放了心,便回去了。

阿婆出来送父亲。一直未说话的阿婆,这时不知有多少话要讲。讲她的担忧,讲她的害怕,讲她的无助。她觉得自己的心正在融化,眼看就要化作一摊水了。她就像一只小狗儿,亦步亦趋地跟着父亲。走到巷口时,父亲突然站下了,说:“回去吧,你……”阿婆吓了一跳,眼睛里当即充满了眼泪,用尽所有的心力叫了一声:“爹……”父亲怔了一下,头也不回说:“把工钱都攒下,到时我来拿。”

父亲走了。阿婆的眼泪一下子冲出了眼眶,噼哩啪啦地落在衣襟上。

 

     4

 

阿婆在广州住下来,一切皆从头开始。

长这么大,她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陌生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物,包括人们穿的衣服,尤其是女人的衣服,被人拉着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带顶蓬的车,还有那种四只轮子的乌光闪闪的小汽车,等等。最初,这些都让她害怕。还有那些街道和弄堂,蜘蛛网似的,一条紧挨一条,那么多!这也让她害怕(主要是怕迷路)。因此她很少或者从不一个人上街,每天老老实实地呆在干活的地方,顶多是闲暇时朝街上张望一会儿。

阿婆干活的地方在西关的杨巷,现在叫杨巷路,就在赫赫有名的下九路旁边。当年,杨巷以经营棉布闻名,被称作布业行市,是一处棉布的集散地,相当于现在的批发市场,当然也兼零售。巷子两边都是卖布的店铺(广州叫档口),一家挨一家。一到开档的时候,整条巷字都摆满了布。有成匹的,便一匝一匝地立在档口旁边,就像捆起来的稻谷。有的打开了,就一叠一叠地摆在柜台上,后一叠还要把前一叠稍稍地压住一点儿。

这些布,绝大部分是从上海那边贩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广州的本地货,不多)。而且,凡是上海来的布,还要特别标注出来。那时上海有几家规模很大的织布厂,名气非常大,货也特别好卖。当时最大众化的布是老黑布和老白布,稍好一点的是蓝丹士林,还有卡其布。当然,最好看的还是那些花布。花布以蓝地儿带碎白花的最多,还有白地儿带碎蓝花的、黄地儿带碎红花的,也有绿地儿带大红花或红地儿带大绿花的(所谓大红大绿),除此,还有水粉、淡紫、鹅黄、品青等各种花色……总之,人一走进巷口,就走进了一个色彩的世界,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各家档口开档以后,买家陆续来到,不久便会响起撕布的声音,而且会接连不断,一会儿这儿“嗤”的一响,一会儿那儿“嗤”的一响,此起彼伏。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声音是那么美妙,就像有人说的:“裂帛之音,美如天籁。”比如那些布行的老板。

阿婆干活的布店,名叫“远发行”。

阿婆在这里做杂活儿。

做杂活儿就是什么活儿都做。打扫卫生,包括档口的卫生和老板家里的卫生;帮厨房煮饭,从买菜开始,买回来还要摘,还要洗,饭煮好了,还要提着一只竹篮送到档口给柜上的伙计们吃;给老板沏茶,沏茶自然要烧水,一天不知要烧多少壶水……阿婆常常是放下这样就做那样,有时候这样还没做完,那边就在喊她了:“芝子啊……”

所以,阿婆非常忙,简直忙得脚不沾地。当然也累,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尤其是两个小腿肚子,感觉紧梆梆的,还有两个肩膀,感觉直往下坠。累尽管累,她却从不叫苦(她知道,叫也没用),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管谁喊她,她都会响脆地答应人家,然后一溜小跑赶过去。本来她就是个聪明孩子,又这么勤快,店里的人都很喜欢她。况且她年纪轻,累虽累点儿,睡一觉就缓过来了。

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想家。

每天总有那么一会儿,她会觉得心里突然一空,随之一阵尖锐的疼痛,这就是她想家的时候了。这种情况有时候早上出现,有时候晚上出现。有时候,是因为一件从家里带来的什么东西,她无意间看到或触摸到了。有时候,是因为听到了从窗外传进来的什么声音,比方一个人招呼另一个人,妈妈高声招呼孩子。都会让她想家。想奶奶,想母亲,想妹妹,想弟弟,想房子,想房前房后的草,想院子里那棵龙眼树,想村前那片飘着雾气的水塘,恨不得马上就跑回去。如果是晚上,她就会哭,躺在被窝里哭,哭得抽抽噎噎,哭得那么伤心。

她在这里撑下去唯一的理由是赚钱,这是她的精神支柱。赚了钱可以帮父亲养家,可以供弟弟念书。想到这一点,她就不那么伤心了。她牢记父亲的话,把每个月的工钱包在一个花布包里,里面用一块白布,外面用一块黑布,包得紧紧的,放在枕头底下,等父亲来拿。

每隔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父亲会来一次。为了省钱,父亲都是当天来当天走,每次都匆匆忙忙,基本是拿上钱就离开,最多坐那么几分钟(不会超过十分钟)。这期间,父女俩会说几句话,当然都是极简单的话。父亲多半会问她吃得饱不饱,她说饱,父亲再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此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偶尔,父亲会讲一些家里的情况,讲讲奶奶,讲讲稻谷的收成,讲讲新买回来的小鹅仔,讲讲念书的弟弟,说他可用功了……

阿婆一年只能回一趟家,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一般是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五这几天。每次回家,她都要哭两次。一次是刚到家的时候,她会和家里人抱在一起哭,这是喜悦的哭,因为她又回家了。一次是临走的时候,她会和弟弟妹妹们抱在一起哭,一边哭一边给他们讲要听大人的话,给弟弟讲一定好好念书。每次回家,她都不想再走了,想留在家里,可是,结果还是离开了。

在阿婆来到广州的第四年,家里发生了一个天大的变故:她父亲得了一场急病,突然去世了。不用说,这件事对阿婆一家的影响非常大,简直就是天塌地陷。父亲下葬那天,母亲几度昏死过去。阿婆、还有弟弟妹妹,也都哭的死去活来,他们都明白,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安葬了父亲后,阿婆又在家住了几天。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有些事情自然要好好商议一下。甚至连阿婆要不要再去广州也需重新考虑。还有,弟弟要不要继续念书?按弟弟自己的意思,他是不想再念书了,他说我都十四岁了,不能再吃闲饭了,爹死了,我应该做活儿养家了。弟弟说着说着哽咽起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眼看着就要流出来。除了母亲,全家人都哭了。大家都知道,弟弟说的是违心话,知道他是想念书的。

那天母亲出奇的冷静,最后,她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第一,弟弟继续念书,因为这是父亲的决定,也是父亲的心愿,不可违背。第二,阿婆接着去广州做事,不然家里就没钱供弟弟念书。第三,家里的田由她和两个妹妹来侍弄,侍弄不过来就退还一部分。

听见这话,弟弟马上跪在母亲面前,用力磕了三个头。随即转过身,面向姐姐,同样磕了三个头。

阿婆愣住了……

 

     5

 

弟弟念书的地方在离家十里的镇上(当地人叫“街上”),是一间官办的学校,学校的门楼上,专门挂了一块刻了“青天白日”的木牌,还刷了颜色,蓝的。因为学生少,规模并不很大,只有十几间房子,学生多半是周围富裕人家的子弟,有些孩子上学还要乘两个人抬的轿子,来到校门口,前边的轿工把轿杆往地下一放,就会从里面滚出来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子,男孩子出了轿门,立刻倒腾着两条短腿奔跑起来,就像一匹小马驹子。

像弟弟这种家境的,不多。

每天早上不等天亮,弟弟就要起来,吃过母亲给他准备的早饭(有时候自己准备),再带上一个午间吃的饭团,马上就离开家门,朝镇上赶去。有时候要一路小跑。这样,无论冬夏,几乎每天都是一身的汗。走进学校后,一边摘下帽子在脸上抹来抹去,一边向遇到的先生行礼致意:“先生早!”有的先生会说:“啊,早。”有的先生则什么也不说,只点点头了事。

那时候,弟弟最怕下雨的天气。一下雨,路会变得泥泞。走起来一跐一滑,会影响走路的速度,有时候还会跌跤。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会“啪嚓”一声,跌翻在泥水里。跌得好痛好痛。衣服也跌脏了。这是最让人难堪的事。有时候,还会遭到同学的嘲笑。特别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会围着他嘻嘻哈哈地笑。他又羞又气,却无可奈何,只好躲开他们。他一般不和他们发生冲突。

下雨的时候,他经常打赤脚。因广东的雨季长,他打赤脚的时候便多,所以,他的脚总是比同龄的孩子大。

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弟弟除了上学,还要帮家里做一些事。寒假和暑假不用说了,就是星期天,他也要跟着下田。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有时候,母亲会说他:“就这么点儿事,一会儿就做完了……你快念书去吧。”他会朝母亲笑笑,说:“没事,在学校就念完了。”假如这一天不用下田,他也会自己找一点儿事情做,比方清理一下院子里的杂物,清理一下鹅栏里面的鹅粪。他大概觉得,不这样做就对不起家里人,更对不起远在广州的姐姐。

自从父亲去世,到阿婆这里拿钱的事就由弟弟来做了。不同的是,他来广州的间隔要比父亲长,一年就来一次,都是赶在放暑假的时候,学校开学之前,因为平常没有时间,还因为开学的时候要交钱。和父亲一样,他也是来去匆匆的。不过,阿婆会留他在这里吃一餐饭。而且总是去肠粉店吃肠粉,很便宜,白白的滑溜溜的粉皮里卷着一些肉馅,他非常喜欢吃。

有时候,阿婆还会给他叫一份蒸虾饺。

当然,阿婆是不吃的。阿婆会坐在相邻的凳子上默默地看着他吃。偶尔,阿婆会伸出一只手,不经意地碰碰他软软的油黑的头发。他心里一动,然后会抬起脸来傻傻地一笑——不知何故,在姐姐面前,他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等他吃完饭,阿婆会把准备好的钱拿出来,帮他放好,嘱咐他路上小心。然后他就离开姐姐,消失在人群里了。

他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阿婆还在那里看着他。

那时候,阿婆照例还要回家过年的,同时会把钱带回来。因此,寒假他就无需去广州了。

在那一班的学生中,弟弟是最用功的一个,学习成绩也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在前五名之内,多是第一名。每逢学年结束,学校都会给学生发一张考试成绩单。除了考试成绩,上面还有老师用蝇头小楷撰写的评语。有一次,老师的评语居然写着这样的话:“家贫不是罪过,不是耻辱,自古寒门出英才,纨绔子弟豪门出。你要再接再厉,使学业更好,如此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这是一位好老师。

每年的成绩单,弟弟都保管的好好的,等阿婆回家过年时再拿出来,一句一句地念给她听。弟弟显得又兴奋又紧张,脸涨得通红。

有一年过年,弟弟还把阿婆领到学校去了。因是放假期间,学校一片冷清,所有的门都锁着。弟弟让姐姐看了学校的门楼(还有那个“青天白日”的木牌),给姐姐念了一遍学校的名字,看了先生们办公的地方,接着穿过空寂的院子,来到弟弟的教室跟前,扒着窗户朝里面看了一会儿,弟弟还指着一张桌子说,我就坐那里,就坐那里。阿婆赞许地点着头。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一间学校,在她的意识里,学校一直是个神圣之地。想到这就是弟弟的学校,她觉得蛮自豪。

从学校回来,弟弟对阿婆说,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要好好念书。

阿婆对弟弟说:“你好好念,念到什么时候姐姐都供你……”

弟弟很争气,小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县立初中,而且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的。三年过去,初中毕业。这时弟弟面临一个抉择。在当时,初中已是很高的学历,全县也没有几个人,凭着这个学历,要谋一份职业非常轻松。弟弟非常矛盾,他很想就此打住,谋份差事,这样会减轻家里的负担,甚至可以养家了。可他又心有不甘,觉得这是浪费自己,这就好比一个人有了毒瘾,他有了读书的“瘾”。这其中也有老师的因素,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他是好学生,都鼓励他继续读书。

虽然几经反复,弟弟最终还是考上了全县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

阿婆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是1949年。

就在这一年,阿婆做事的“远发行”歇了业。老板把店里的存布折腾一空(好多都是减价处理的),携家去了香港,临走对阿婆说:“时局变了。不知这里还好不好活。我们先去那边躲一下,看看情况再回来。档口你先照看着,反正也没啥东西了。给你留下一些钱,够花一阵子了……”阿婆没说话,点了点头。

老板一去不复返。阿婆等了大半年,老板始终没有音信,留下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当时正好有一家织布厂招工,她就去报了名,还真被招上了,她把布店的门锁好,便到织布厂上班去了。

一直上到退休。

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这些年也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最大的一件,是弟弟考上了大学,那个大学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学。接着回了国,被分配到国家的一所研究院,还当上了副院长。)

(另外一件事,是工厂给阿婆分了一间宿舍,就是她现在住的这间。这房子原是一家富豪的宅第,后来被政府收为公产,政府又分配给织布厂做了宿舍,阿婆有幸分到了其中的一间。)

(还有,这期间,母亲去世了,两个妹妹嫁了人。)

……

 

     6

 

阿婆一直一个人过日子。

这是阿婆亲口对我和小孙讲的,因此绝不会错。老实说,为了打听这个情况,我还颇费了一番踌躇。此前我一直没往这方面想,只以为阿婆的老伴儿不在了,想问吧,怕引起她的不快,不问吧,心里又总觉得是个事儿。后来我把“矛盾”推给了小孙。记得是在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对小孙说:“怎么不见阿婆的老伴儿?你问一下,他是不是去世了……”

小孙迟疑了一下,大概也觉得不好问,不过最后还问了(小心翼翼的,满脸堆着微笑)。她是用广东话问的,因此,具体怎样问得我并不清楚。待阿婆回答后,她给我“翻译”道:“阿婆说她没结过婚。”

“什么?”我非常吃惊,“怎么会不结婚!为什么?!”

小孙似乎也很意外,又跟阿婆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对我说:“阿婆说,为了养家。还有,为了供弟弟念书……”

我说:“怎么会?结了婚不照样可以养家?”

阿婆声音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小孙对我说:“阿婆说,这可不一样,结了婚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挣到钱也不能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我许久没说话。关于这件事,阿婆就说了这么多,再没说别的。她似乎也不想多说。老实说,我深深地受到了震动,同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居然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生活!而她却是如此的平静。

的确不可思议!

我想到了阿婆的弟弟,让小孙问阿婆:现在,弟弟的情况怎么样?

小孙问了。阿婆沉吟了一下,说了几句什么。小孙告诉我:弟弟已经去世了,就在去年。

哦!

停了片刻,阿婆突然想起了什么,默默走到衣柜跟前,蹲下身子,从里面取出一本影集,拿到我们面前,翻开让我们看。影集已经很旧了,用一块硬纸板做封面,上边印着一个工厂的剪影。影集里有几十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阿婆自己的,有几张是和工友们的合影,大家都穿着工装,还有几张是跟年老的母亲以及两个妹妹照的(妹妹们都带着孩子)。除此,就全部是弟弟的照片了。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历史。

弟弟的照片大小不等,颜色也不一样,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弟弟最早的照片是一张一吋像,就是那种“标准像”,看上去十分年轻,想必是当年贴在学生证上的。以后的照片逐渐变大,有二吋的,有四吋的,最大的一张是六吋的。照片上的人数似乎也在逐渐增加,最初是一个人,继而两三个人,然后是一大群人(上面还有题字,那是一张毕业照)。照片的背景也在变化,有的在学校门口,有的在风景名胜,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有一张是在国外照的,看去像一个机场。

还有几张他和家人的照片,有夫人,有儿女。一家人有说有笑的,自有一种温馨,而且简直就要溢到照片外边来了。

影集的最后,是一张阿婆和弟弟的合影。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阿婆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头上梳着长及脖颈的短发,短发油黑油黑的,额头的右上方还“别”了一枚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发卡,身上穿着一件浅色上衣,领口滚着黑边,脚穿一双圆口黑面布鞋。照片上的阿婆坐在一张椅子上,弟弟笔直地站在阿婆的身后(稍稍偏左一点儿)。那时的弟弟也是年轻的,身材很单薄,理了一个偏分式发型,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清秀的略显不安的眼睛,穿着一双黑皮鞋。

照片是在照相馆照的。照片的一角,印着这家照相馆的名字。

这是这本影集里阿婆和弟弟唯一的一张合影。

据我推测,这张照片应该是弟弟考上大学那年照的。可我还说不准。于是我就想让小孙问一问阿婆,问问这张照片具体是哪一年照的。这时我才发现,阿婆在哭。

阿婆真的在哭!

阿婆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泪水正顺着她布满皱纹的眼角,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看了让人伤心,非常非常伤心……

 

 

    在小西园饮早茶

 

  1

 

饮茶是广州人的一大嗜好。

广州人把饮茶称作“叹茶”,叹有享受之意。广州的大小酒家,除了正常的业务,都有饮茶这项服务。莲香楼、东兴顺、沙河粉村、小西园,都是人们喜欢去的地方。早上7点钟左右,各家酒店就宾客盈门了,大堂、包间,几乎每张餐桌都坐满了人,杯子碟子叮当乱响,服务员在餐桌之间闪来闪去。这样直到上午11点前后,茶客们(权且这么说吧)才会陆续散去。这段时间,是饮早茶的时间。

广州人饮早茶,其实就是吃早餐。饮茶的时候,人们会吃各种点心。简单的有松糕、芋头糕、萨其马、杏仁饼等等。讲究一点儿的,品种就多了,会有蒸虾饺(皮极薄,可以隐约看见里面淡红色的虾仁)、叉烧包、腊肠卷、烧麦、粉果、糯米、烧凤爪、蟹肉灌汤饺,有时还要加一两个青菜。——这讲究的,多半是来了客人需要款待。通常还是以实惠为主。过去曾有“一盅两件”的说法,一盅,是指茶盅,两件,是指盛在瓷碟里的两块点心。吃一口点心,“吱溜”,再喝一口茶水,满舒服。说到茶,品种也很多,绿茶、红茶、普洱、铁观音、菊花茶等均有,此外还有广东凉茶。

来饮早茶的,以老年人居多。他们都是退了休的人,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打发。不过最主要的,是可以在这里找到说话儿的人,或者说,感受到这里旺盛的人气。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情况会有一些变化,比方,一些小夫妻也会来,带着小孩子,有的是祖孙三代一起来。除了上述人等,别的就没有定准了,偶尔会有谈生意的,有招待客人的,还有临时有事需要谈一谈的,包括相亲的(就是约了男女青年互相见面,嘻),因为这里气氛宽松自在,不易觉得拘束,谈好了好,谈不好也不尴尬,轻轻一笑就过去了……他们也会来。

那段时间,我正在荔湾区一个街道办事处挂职锻炼(做副主任),也常来饮茶。有时候,是跟街道干部们来,有时候,是跟朋友们来,有时候,是自己来。最常来的地方,是小西园……

 

2

 

那段时间,我还认识一个女青年,名叫向春梅,在小西园当服务员。后来熟悉了,便听她讲了一些小西园的事。

小西园在离我挂职的地方很近,在一个新改造的居民区,属繁华地段,左右都是高楼大厦,门前还面临一条宽马路,但因为有一个小院落,还是比较幽静。室内装修也很特别,桌椅都是仿古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些刻了字的木板,刻的都是古诗词。“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看似要营造一种古雅的氛围。

春梅是从乡下来广州打工的,她老家在广东揭阳一带,人长得很清秀,做事很细心,性格很谦和,而且总显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在老家时读过初中,平时喜欢读一些刊登在时尚杂志上的婚恋故事。其中最让人称奇的,是她跟茶客们的“关系”,用她自己的话说,只要是来这里饮过茶的人,哪怕只来过一次,都会给她留下印象,偶尔在街上见到了,她还会把他们认出来。

其中有一对老夫妻,老头七十多岁,老太六十多岁。自打春梅来到小西园,就每天见到他们。不论春夏秋冬,也不论刮风下雨。而且,他们每天都会穿戴得整整齐齐。下雨的时候,两人便共撑一柄雨伞。每天,他们都是9点钟到,10点钟离开,就像学生上课一样,极少迟到和早退。来到之后,选一个相对僻静的座位坐下来,接着开始点茶,点点心,每次都要点一份烧凤爪(老头很喜欢吃这个),点完之后是用开水烫杯子(这个习惯似乎只在广东才有),待茶和点心送上来,便开始饮茶吃点心吃凤爪。饮茶、吃点心的速度十分慢,也十分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声音),让人感觉茶和点心的味道非常好,必须这样慢慢地品尝。

春梅对这对老夫妻印象非常好。后来相熟了,偶尔还说几句话。而最主要的,是她感觉到他们人好,那么随和,又那么朴实。通过说话,春梅已经知道,老夫妻退休前都是教师,老头是大学教师,老太是小学教师。有一次春梅说:“其实我早就觉得他们不一般了,风度不一般,气质也不一般呢……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还有一对孪生姐妹,春梅也印象很深。

这是一对老姐妹,看年纪在六十岁左右,各自都花白了头发,脸上也有了细小的皱纹。两个人长得很像。身材几乎一般高,且都很清瘦,脸型也差不多一个模子。其它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都非常的相似(眼睛都很大,鼻子都很小巧)。就连说话的声气,也有几分类似。包括一些习惯性的动作,也常常显得雷同:端起茶杯喝茶了,伸手撩一撩头发了,拿起纸巾沾沾嘴角了,都是一样的姿势。甚至发型,也基本保持着一致,都是齐耳的短发,头发都向后梳。当然也有不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穿衣服上,可能是为了彼此区分吧,她们从来不穿相同的衣服;再就是性格,两个人一个活跃一个安静,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话多一个话少,这却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她们通常8点钟来,接近10点钟离开。两个人并不是一块儿来,其中一个会早来一会儿,另一个晚来一会儿,早来的就坐在那里候着。待另一个来到之后,两个人就开始说话。所说的内容相当广泛。电视正在播出的节目了(一般是广州新闻和香港电视剧)、儿子和媳妇了(或女儿和女婿,兼及孙子或外孙),包括某位老工友老街坊老同学昨晚又来电话了、哪里的市场有便宜东西了、白云山又有什么新活动了……等等。偶尔也会说到谁谁谁死掉了,谁谁谁又找了个新老公,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听得出来,那些都是与她们相熟的人。这当中,一大半的话都是那个性格活跃的人说的,性格安静的那个只是在静静地听,听到关键处,也会附和一下,叹一口气,或者短促地“哦”一声——这一对姐妹中,比较活跃的是姐姐,安静一点儿的是妹妹。

从她们的谈话里,春梅逐渐地了解到,两姐妹年轻时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姐姐曾是百货商场的售货员,还当过布匹组组长,妹妹是药厂工人,后来当过厂工会的文化干事。再后来,姐姐因为商场改制提前退了休,自己开了一间服装店,妹妹比姐姐晚几年退休,一直工作到55岁,退休前还当了工会副主席。两姐妹似乎都挺不幸的,丈夫都早早就去世了。一个是患了心脏病,另一个是患了胃穿孔。丈夫去世的时候,她们一个50多岁,一个才40多岁。那感觉,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个样。那之后,两个家庭的重担便分别落到了两姐妹的身上,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都要她们出面张罗,一天天忙得昏天黑地,日子却过得无精打采。每次说到这些,她们都显得很难过,免不了要叹息几声,有时还会流出眼泪。好在她们总算挺过来了、熬过来了、挣扎过来了。孩子们也都很争气,一个个都很有出息,有的读了大学,有的自己开公司,有的考上了公务员,又分别买了新房子,就在离小西园不远的地方。

有时候,两姐妹也会说起她们小时候的事。说广州那会儿多么安静,哪像现在这么吵;说家里当时多么困难,连饭都吃不饱;说她们多么淘气、不听话;说他们当年一直要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鞋子;说姐姐总是欺负妹妹,妹妹总喜欢到爸爸妈妈那儿去告状;说妹妹怎么跟在姐姐屁股后头哭;说她们一块儿偷看爸爸妈妈在一起亲热;说爸妈更喜欢她们当中的谁;说姐妹俩怎样联合起来跟爸妈作对;说姐姐多么爱打扮;说妹妹多么爱放屁;说上中学时姐姐如何喜欢上了她们班里的一个男孩子,姐姐还要妹妹帮她传纸条,说那个男孩子其实是个“衰仔”,其实并不可爱;说家里如何为她们的婚事操心,隔几天就要领她们去相亲;说妹妹对男朋友如何挑剔……

偶尔,姐妹俩也会发生争执,闹一点儿小别扭。那多半是在说到孙子们的时候——哪个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和外孙女更聪明、更懂事、长得更好看、将来更有出息啊等等——两个人的看法会不一致。由此便会言来语去的,严重的时候,会生闷气,谁也不理谁,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不过用不了多久,两人又和好了,似乎想明白了,这时候,她们会相视着“扑哧”一笑,雨过天晴一般。有时候,她们还会籍此嘲笑对方几句。

“你这小气鬼,还是那么较真儿,使小性儿,得理不饶人,跟小时候一样……” 姐姐说。

“还说我?你总是那么霸道,从小就吓(欺负)我……” 妹妹说。

“唉,不说这些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顾不了那么多,搞好自己再说。” 姐姐说。

“是呀是呀……今天我买单吧,就算给家姐赔罪了……” 妹妹说。

“哈巧哩,今天我刚好没带钱……” 姐姐说。

姐妹俩说着笑起来,笑得十分开心,一直笑得流出了眼泪。

据春梅说,现在,这两姐妹还是每天要到小西园来,不论晴天雨天,也不论冷天热天……

 

3

 

春梅还讲到了一个人,也是每天要到小西园来饮茶的。

这个人姓廖,人人都叫他廖伯,年纪在70岁至80岁之间,额头早光秃了,其余的位置,头发和胡子,都是一片白。

春梅对廖伯印象很深,至今记得他的相貌。记得他的已经不多的头发总是有点儿凌乱,记得他那张方方正正的脸,记得他眉毛很粗,尤其记得在他的眉眼间总有一丝落寞的神情……

与所有的饮茶客都不一样的是,廖伯总是一个人来。

同时,廖伯也是所有茶客中来得最早的人,每天一开门,他就会走进来,坐在自己常坐的位置上(他的位置没人可以占据,因为没有人比他来得更早),随即叫来服务员,要上一壶普洱,一块松糕,一块萨其马,隔几天会要一份蒸虾饺,自斟自饮,细嚼慢咽,一直坐到11点钟。在这期间,自然会遇到一些相熟的茶客,或者街坊,他会朝人家微微一笑,点点头,一般是不说话的。11点一到,他便慢悠悠地起身离开这里——回家去了。一边向外走,一边打着嗝儿。

后来,经过向多人打听(其中包括廖伯的邻居和以前的工友),我了解到了有关廖伯的一些事情,谨记如下:

廖伯住在宝来下街,那里有几幢某工厂的职工宿舍,他曾经是这家厂子的在编工人,当年单位分房子,他也分到了一间。宿舍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带有那个年代的普遍特点,就是所谓的火柴盒式的建筑,用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觉得很简陋,好在设施还是齐全的,起码上下水都有。房子的面积是43.52平方米(他曾经丈量过),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就是楼层太高了,9楼(亦即顶楼),又没有电梯,上上下下不怎么方便。不过这已经不错了,还有很多人,很多很多人,连一扇门板都没分到呢!他总是这样想。

分到房子那年,廖伯刚过40岁,老婆和孩子都还在。老婆在一家街道小厂上班,那是一家做服装的厂,相当于一个小作坊,也叫缝纫社。两夫妻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年长,当时在韶关附近的一个县里插队,作“知青”,女儿则在城里读初中。这也从客观上解决了廖伯的难题,不然那房子怎么住?——儿女都老大不小了。

廖伯的儿子是在读高中的时候下的乡,当年才17岁,个头儿却比廖伯都高了。儿子很懂事,也爱看些书,下乡以后很少回家,因为他知道家里的情况。儿子也不娇贵,因为他知道自己没那个资本(老爸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嘛)。下乡没多久,就跟当地的乡亲们混熟了,也学会了一些农活。苦是吃了不少,主要是为了多挣几个工分。那几年,除了他自己吃用,居然还可以往家里拿钱,尽管不多,一年几十块吧(有一年超过了一百块)。可是意思在那儿了,这才是关键。廖伯为此很感动。全家人都很感动。

既然儿子不回来,廖伯只好到那里去看他。想念嘛惦记嘛!不去看看不放心嘛!当然也不能想去就去的,那时候工作忙,厂里的纪律又特别严格,甭说旷工,请假都请不下来。所以,能去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常常只能在“五一”、“十一”和春节这几个节日中挑选一个,那样还要“串休”。好在广州到韶关的距离并不算远,也就几百公里的路程吧。不过那时交通不便,何况还要在韶关转车去乡下,单程也要折腾差不多一天。每次见到儿子,廖伯的心情都很复杂。面对神情淡然、又黑又瘦、脸上或手上带着伤疤、眼睛里带着羞怯,并若隐若现地闪着泪光的儿子,他总是既欣慰又辛酸,心里隐隐地作痛。

这样过了几年,在儿子21岁那年,有一天,廖伯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说儿子病危,正在医院抢救……当时他正在厂子上班,手里拿着一把管钳子,一看到电报,立刻就双腿一软,管钳子也“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他马上跟领导请了假,然后带着老婆和女儿,当天就去了韶关,晚上又到了那个县。到了医院他才知道,哪里是什么病危啊,儿子早已经死去了,在他们来到之前就死去了,在送到医院之前就死去了!在看到儿子的冰冷的尸体,看到儿子脸上“酱紫”的颜色,看到紧闭的双眼,看到他嘴唇上边柔软的颜色很淡的唇髭时,他的心马上被撕裂了,眼前顿时一片昏黑。他的老婆,儿子的妈妈,更是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乖仔……”当即便一头载倒了。

女儿也哭了。

廖伯后来得知,儿子就是昨天晚上出的事。那天天黑之后,儿子跟几个社员——还有另外两名知青——开着一辆“东方红”牌拖拉机,后面挂着一台拖车,到附近一个林场去偷运盗伐的樟树。不料在装车的时候,有一棵粗大的樟树从车上滑落下来,而且眼看就要砸中一个社员。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儿子一下扑了过去,一把推开了那个社员,可是自己却被拦腰压在了地上,还“啊”地大叫了一声,当时就死了。知道了这个情况,廖伯才明白了,儿子的脸色何以是酱紫的。

处理过儿子的后事,廖伯带着儿子的骨灰盒,返回了广州。在那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心里一直都不承认——也不想承认——儿子已经不在的事实,以为那只是幻觉,是一场恶梦。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动不动就会惊醒过来,说他听见了敲门声,“是仔!仔返家啦……”他说,于是马上跑过去,把门打开了。直到把门打开,他才会清醒过来。有几次,面对空空的楼道,还有那里昏黄的灯光,他禁不住涌出了眼泪——真的是心如刀割啊。因为他总是这样恍惚,做事便常常走神,上班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一两次,还险些闹出事故,非常的危险。这可不得了,弄不好会伤人的。后来,领导们一研究,就不让他做原来的工作了,分派他去了材料库,作材料管理员,一直做到退休。

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了。可是,偶尔他也会心痛一阵。说不上在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地点,他会突然感到心里一阵剧痛,痛得仿佛哪里被撕裂了,痛得连气儿都不敢出了,好久才会过去。

在这期间,大概是1978年前后,他女儿参加了高考,可惜没考上大学,只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学习商务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学校,当了老师。后来,女儿认识了一个菲律宾的华侨,当年30多岁,在广州留学,两人便开始拍拖(谈恋爱),并且很快就确立了爱情关系。不久,华侨学习期满,要返回菲律宾,要求女儿一起走,跟他结婚。女儿犹豫了几天,才把这件事跟爸爸妈妈讲了,征求他们的意见。开始他们反对。后来女儿讲了一件事,说她任职的学校正在进行“教改”,而她得罪了一个领导(领导曾经表示喜欢她,她没同意),这样她就有可能落聘,即使不落聘,也不会给她安排好的工作。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可以随便“跳槽”。那时候,换个工作十分麻烦,要经过组织调动,绝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廖伯当然知道这些。在女儿讲了这个情况之后,廖伯沉默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菲律宾……老远哪!这个人……靠得住吗?” 实际上,这就算同意了。为了消除父母的顾虑,女儿又把华侨带到家里,跟他们见了一次面。

女儿流着眼泪去了白云国际机场(老白云机场)。在路上,她问自己,我是不是过于自私了?

在女儿走后的第三年,初冬,廖伯的老婆忽然得了病,脑溢血,送到医院不到十分钟,就张着嘴巴死去了,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跟廖伯说。

老婆死去的当天晚上,廖伯一个人呆在家里。

屋里十分安静,静到他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他甚至忘记了开灯,垂着双腿坐在床上,脑子里想着一些事情,没什么头绪,很混乱。有一忽儿,他想起了工厂;又一忽儿,他想起了儿子;再一忽儿,他想起了女儿。想起女儿时,他还想到了她从大老远的菲律宾寄来的她的不到两岁的小女儿的照片——他总是不敢相信,那就是他的外孙女;在想起工厂时,他忽然想到了他刚刚去那里上班的情形;在想起儿子时,他不由想到了那个地处粤北大山里的生产队,想到了儿子所在的“知青点”,想到了知青点四周的树和那些蓬蓬勃勃的杂草,想到了他每次去看儿子时,儿子突然表现出来的欣喜,想到了儿子淡淡的稀疏的唇髭,想到了儿子“酱紫”色的脸和那棵树,想到了儿子被砸断了的腰……时至今日,每当想起儿子,他心里还会钝钝地痛。

一忽儿,他又想起了老婆……

想起老婆时,他首先想到了医院,想到了医院的气味,想到了老婆躺在病床上的瘦小的身材(她一直都是瘦小的),想到了她插着针头输液的手背,接着想到了她的某一张照片(她的照片很少,大概只有十几张),想到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想他了从后面看着她走路的样子,想到了她当时穿的衣裳,想到了他们某一次争吵,想到了她的齐耳朵的短发(她总是留那种齐耳的短发),想到了儿子出事后她的痛苦,想到了他们一起说过的某一句话,想到了他们买的那部半导体收音机(早已经丢掉了),想到了某个星期天,他们带着两个小孩子(儿子和女儿)去逛越秀公园……

他觉得脑子越转越慢,就和衣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一清早,他给女儿挂了一个国际电话,讲了她母亲的死讯。女儿很快回来了。女儿回来后,父女俩办理了老婆的后事。

一应事情办完后,廖伯和女儿回到了家。两个人先在屋子中间站了一瞬。随即,廖伯从女儿手里接过了老婆的骨灰盒,把老婆的骨灰盒和儿子的骨灰盒放在了一起。

女儿又在家里住了几天,后来因为菲律宾那边有事,不得不回去了。那天早上,廖伯把女儿送上“的士”。临上车的时候,女儿流着眼泪对他说:“爸爸,我会给您寄钱来的……”

廖伯说:“呃,不用啦,不用啦,你过好自个儿日子就行了,我的事我会搞帖的……”

“的士”开走了,廖伯又在原地站了几分钟,然后便顺着大街慢慢地向前走去,其实没什么目的,他就想这样走一走,走一走……

 

4

 

在挂职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快要下班了,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说宝来下街有个老人死在了家里,发现时,人已经死了好多天,是邻居闻到了尸体散发出来的臭味,才报告了居委会和派出所。

后来我知道了,那个人就是廖伯。

……

廖伯饮茶的位子,一连空了好几天。人们那时可能还不知道他已经不在了。那些常来饮茶的熟客,人一进来,必定会不经意地朝他常坐的位子看一下,目光都很疑惑,心里大概在想,这人怎么了?难道是病倒了?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生客,不明就里,一来就坐在了那个位置上……

不用说,小西园每天仍然会有很多人来饮早茶,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一定的。

 

   艇仔粥

 

 

“食在广州”这句话,大概很多人都听到过(若说尽人皆知,可能有夸张之嫌)。客观地说,在中国的八大菜系中,粤菜的名声的确很大,它的主要特点是清爽鲜美,因此为人称道。很久以来就有个说法:广州人爱吃。说,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两条腿的除了人,广州人什么都敢吃。当然这是笑谈了。不过,广州人确有一套自己的饮食嗜好,叹早茶、吃宵夜、饮靓汤、食海鲜、尝小吃等等,不一而足,已成风气。

如此说,做一个广州人,是有口福的。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广州食风,以西关地区最为兴旺。

当年一些名声很大的机构,诸如怀远驿、十三行、市舶司,包括当时的领馆区“沙面”,都在西关一带。除此,晚清时期的一些状元、榜眼、探花,也愿意把府第建在这里。光绪年间的漕运总督邓华熙(皇帝曾赐封其为太子少保),就住在西关的多宝大街,且住所有七便过三进深之大,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全家连同管家、门公、轿夫、针线娘、佣人、婢女等近百人。再就是一些商贾大户,潘正炜、卢文锦、武崇耀、叶廷勋及汝南周氏、平地黄氏等,也都住在这儿。

因为住了这么多的官绅富豪,西关向有富庶之区的称号。一座座花园,一间间大宅子(广州称为大屋),坐落在这里,成了另一种风景。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繁荣。烟馆、戏楼(包括后来的电影院)、讲古佬(说书的)、烟花女、鞋店、布行、成衣铺……都应声而至,纷纷在此开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酒楼饭店。据不完全统计,弹丸之地的西关,竟有大小饭店近百家。名声较大的有位于文昌巷的“文园酒家”、位于西来初地的“新远来”、位于第十甫的“陶陶居”等(陶陶居至今还在,据说店名还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康有为所书)……另外还有许多,也很有名儿,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且,每家饭店都自己的招牌菜。试以“文园”为例。这里有一份当年的菜单,现录于下:

 

竹笙鸡子、香糟鲈球、炒田鸡扣、滑鲜虾仁(此为四热荤);瓜皮海参、凉瓜肝蒂、冷拼肾肝、八珍烧腊(此为四冷荤);蟹王包翅、红烧网鲍、片皮乳猪、大响螺片、高汤爽肚、蒜子柱甫、清蒸鳜鱼、甜燕窝羹(此为八大件);另有点心二式:莲蓉寿包、金银蛋糕;京果二式:蜜饯淮山、南枣合桃;咸味二式:咸鱼、咸蛋。

 

当年有一句话,说:“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这些大菜,还有各式小吃(广州称为小食)。常见的有各式肠粉(又名卷粉,将淀粉摊成薄饼包馅)、马蹄糕、云吞面(北方称馄饨)、虾饺、咸煎饼、芽菜包、糯米鸡、伊面、煲仔饭、沙河粉,以及各种各样的粥,诸如牛肉粥、及第粥、鸡粥、明火白粥、猪红粥、艇仔粥等等。

 

这里单说艇仔粥。

艇仔粥还有一个名称,叫鱼生粥。做法是先将大地鱼(即比目鱼)烤焦,加生鱼骨熬熟作粥底,再将生鱼片、炸面、虾子、生菜、叉烧粒、浮皮丝、海蜇丝、鱿鱼丝等放入碗中,用滚粥一冲而下,最后撒入少许的炸花生,粥即成。此粥味道鲜香。用现在的话说,还营养丰富。即便现在,艇仔粥也是广州人喜欢的食品之一,各家便食店,小餐馆,还有售卖。价格也便宜,才五元钱一碗。又很实惠,若作早餐,一碗足矣。口感也好,入口滑溜溜热乎乎,吃到肚里,会顿生一股暖意。

艇仔粥是大众食物,因其价廉,一直颇受人们的欢迎,当年那些做小生意的、小工匠、轿夫、街头拉洋车的、卖报的报童、走街串巷的小贩、各类店铺里的伙计(卖布的、卖鞋的、卖药材的、卖绒线的、卖玉器的、卖颜料的、卖神像的、卖钟表的、卖刀剪利器的、卖棺木的、打金打银的)……以及报馆的记者、医院的看护、洋人买办里的中方职工、官府里的下级官员和仆役,总之各色人等,一旦饿了,就会叫一碗艇仔粥来果腹,甚至那些做大卖卖的老板,也会偶尔要一碗粥作宵夜,一边吃一边说:“好味好味……”还有那些赌徒,待搓麻将搓得累了,恰好又听到了叫卖声,就会有赢家说:“咦,卖艇仔粥的……一人一碗,我请食了……”

为何称作艇仔粥呢?

旧时的西关,还是广州的城郊,较比老城而言,属于后开发的地区,当时尚有成片的荔枝林,珠江就从旁边流过,因此水汊纵横,一条条河涌蜿蜒流淌。现在的许多街巷,其实就是原来的河道。最初那些房屋,也多是依河而建。有了河水,也就有了舟楫之便。常见一些舟船(广州称其为艇),大小不等,在河面往来,有运送货物的,有载人的。上世纪二十年代(1920年后),曾经兴起一种名叫“紫洞艇”的楼船,上下两层,日夜游弋于河面,或停泊在岸边,船舱可置十余桌酒席,供人宴饮,饮酒作乐的同时,又可领略珠水风光,别有趣味,曾被命为“珠江风月”。另有一种名叫“菜艇”的,规模要小很多,艇内只容二到三人,并无座位,却置有全套的炉灶炊具,包括切菜的刀,外加各种时令菜蔬,还备有一份简单的菜单,不停地在河上梭巡,待有人点菜后,即在船上炒卖。

艇仔粥也是在艇上卖的,只不过,它的规模更小一些,具体说来,有点儿像北方人常用的小扳船(有人叫小划子),甚至比扳船还要小。艇上同样置有炉灶炊具,但比菜艇要简单一些,主要是一只煲粥用的锅,外加一只盛粥的罐。另有几副碗筷,一些原料等。艇上只有一人(最多两人)。此人身兼船工、厨师、伙计等数职,不紧不慢地摇着小艇,在窄窄的河面荡来荡去(风平浪静时节,水上会映出小艇的倒影,一晃一晃,看上去很美),若听到有人招呼:“来一碗粥……”便以最快的速度摇过去,满满地盛上一碗粥,谦谦地笑着,用双手捧给对方。

艇仔粥不仅白天卖,晚上也卖。有时候会卖到很晚。为了遮雨,艇上一般会有一个雨篷,多是席子做的。到了晚上,会在雨篷的一角挂起一只灯笼。随着小艇的移动,灯光就在水面上飘荡。

另外,卖艇仔粥的多是男人,而且身材都很瘦小(说不上为什么)。他们衣着朴素,常穿一身阴丹士林布的裤褂,看去干净清爽;都头戴一顶斗笠——晴时遮阳,雨时挡雨。

 

麦叔就是个卖艇仔粥的。

麦叔名叫麦,当年三十多岁。就像前边说的,他也是个瘦小的人。虽然常年风吹日晒,脸色还显得白皙,不过已有了皱纹。鬓角也长出了白发,尽管只有几根,还是很扎眼的。他属于那种很安静的人,生就一双温顺的绵羊一样的眼睛,总让人觉得心气平和,不急不躁,却又显得很有主意。他家住在一个大杂院,临着一条无名的河涌,左邻右舍都是做小生意的,总共六七家,住屋都挺简陋,也挺狭小,一间间屋子离得很近。院里很热闹,经常有些小孩子在玩耍,爬上爬下。有的人家还养了小鸡,鸡们总是在院子里逛来逛去。有的人家养了狗,当然都不是什么名贵的狗,狗们多半在那儿趴着,长长的舌头露在外头,肚皮一鼓一鼓地在那儿喘气。有的人家还养了兔子,兔子都关在铁丝编成的笼子里。他家的住屋在所有屋子的一头,一共两间,他自己又在边上搭了个板棚,里面安着锅灶,同时也存放一些杂物。吃饭的桌子也在这里。那是一张矮脚桌,比正常的桌子低一些,四周放了几只矮小的竹椅,有点儿像儿童玩具。

卖粥的小艇泊在屋子下边的河面上。

每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出来,麦叔和麦婶就要起来准备这一天的生意。首先,是准备“粥底”。这很费工夫。通常是一个人在那儿烤大地鱼,另一个人剖生鱼(鱼是活的,头天晚上买来养在缸里)。广州话把剖生鱼称作起鱼脊,就是要把鱼肉剔下来,之后切成薄片,放在一边;剔下来鱼骨则要剁一剁,尽量剁得碎一点儿,这样容易出味,然后装进用蚊帐缝成的袋子,用一根网线将袋口扎紧,同烤过的大地鱼一起放进锅里熬,熬好后把装鱼骨的袋子提出来。起鱼脊的事儿,一般都是麦叔做,麦婶呢,主要负责烤大地鱼。干活儿的时候,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各忙各的。这些事情,他们已做得十分熟练了,也用不着说什么话。过一会儿点上了火。火光“呼拉呼啦”的,在灶口的周围形成了一团光亮,微微的红。再过一会儿,便有香味飘出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香,香极了!香味弥漫在清早的空气里,凡是闻到的人都会深深地吸一口气。这边任由“粥底”在锅里“咕嘟”,那边则开始准备那些“佐料”,该洗的洗,该改刀的改刀,同时分门别类地放好。待把这一切弄好,“粥底”也熬得了。夫妇二人再共同将这一应物品搬到艇上。然后,麦叔就摇着小艇出发了——他必须赶在早餐之前把粥送到人们跟前,对于卖粥的人来说,这可是一单不小的生意。

河水轻轻地击打着艇底,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河面也荡漾起一条一条细小的波纹。

小艇越走越远,渐渐进入了繁华的河段,混入到其他大大小小的船只里面,看不见了。

麦叔的粥一向很受人们欢迎。概括起来,大概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料”足——无论什么时候,麦叔的粥都是稠稠的,且从来都是满碗;二是味鲜;三是他的“服务态度”好,就像前边说的,只要有人叫,他必定满脸笑意,双手捧上。因此,这些年他生意做得一直不错。还有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主顾(老主顾们吃饭都有个大体固定的时间,什么时候吃早饭,什么时候吃“宵夜”……这些,他都了解得很清楚,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及时把粥送到)。另外就是那些所谓的散客了。通常,他都是在把老主顾们的生意做完之后,才去做散客们的生意。就是那些在街头做零工的人,打着花伞或摇着蒲扇到河边来逛风景的人,以及从外地或周边各县(佛山、番禺、顺德、花县、清远等)到这里来办事的人,等等。散客们就没准儿了。不论早上中午晚上,也不论在哪里,也许突然就会有人喊:“艇仔粥!来一碗……”就是说,散客们的情况是很不确定的,某一天人挺多,某一天又人挺少,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做散客的生意不能在一个地方等着,要主动去找。——这样,一天中其余的时间,麦叔就要摇着他的小艇,四处漂荡,寻找那些潜在的“散客”。

小艇在河面上弯过来又弯过去,从早到晚,有时候,要到夜里十点多钟,有时候,要到半夜。

日复一日。

 

麦叔卖艇仔粥已经几年了(差不多有十年了),辛苦自不必说。不过,他对此已经习惯了。这可是他们一家人的饭碗啊!有时候,他在外头忙活一天,感觉两个肩膀都是木的,回到家,一定要麦婶帮他揉一揉,否则睡不着觉。麦婶心疼他,偶尔会对他说,听日你就唔好出去喇,好好系屋企投下啦(此为广州话,大意是,明天你就别出去了,好好在家休息一下)。可他总是说,唔使唔使,我睏到一阵就无事噶啰!意思是,不用不用,我睡一觉就没事了。

通常,两夫妻还会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说一些家常话儿,主要是交流一下“信息”,诸如这一天家里乃至邻里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包括谁家的小孩子生病了,谁家来了客,以及米价和菜价的便贵(行市)了,偶尔也说到警察在哪里抓人了……等等。一般都是麦婶说,麦叔听,有没听清楚的,麦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说到最后,麦叔还要问问孩子们的情况,问得很简单,不外“无乜事是嘛”,或者“返学(上学)无迟到吖嘛”之类……

麦叔有两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子。因为麦叔和麦婶成亲晚,孩子的年龄都不大,一个12岁,叫麦文强,另一个10岁,叫麦文盛。两个孩子都在读书。这是麦叔的主张。麦叔自己不识字,却敬重那些读书人(对所有的读书人都敬重,是发自内心的敬重)。而且,两个孩子一生下来,似乎他就打定了主意,要让他们“念书学文”——你看他们的名字!不是有人说过嘛,孩子的名字就是父母的心声。想让孩子当官的,就叫玉玺,什么赵玉玺钱玉玺,想让孩子发财的,就叫百万,什么孙百万李百万。中国人的姓名,就是有这个好处,直接。

当然,麦叔让孩子们读书,也不是没有别的想法,他希望他们将来有出息,希望他们体面,希望他们被人看重,希望他们穿好衣裳,希望他们住“大屋”,希望他们给家里增光添彩,希望将来人们在说起他的儿子时知道有他这么一个爹,总之,希望他们比他好……他的想法是简单的,朴素的,甚至是卑微的,不过也是坚定不移的,是发了狠心的。

麦叔的两个儿子,麦文强和麦文盛,当时还在读小学,已经读到了五年级。且两兄弟读同一个年级,因为他们是同一年上的学。上学那年,麦文强八岁,麦文盛六岁。按麦叔的意思,当初还不想让麦文盛上学,一来他年纪还小,二来钱也不足:一下子供两个孩子上学,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别的不说,单是每年的修金(学费),以及书本费和各种杂费,加起来,少说也要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银元。可是,看到哥哥要上学,弟弟眼馋得很,就说他也要上。麦叔开始没答应。弟弟又哭又闹,为此还病了一场。后来麦婶跟麦叔说,你看把仔憋屈的,整天没精打采,这几天连饭都不吃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啊!听了麦婶的话,麦叔想了一会儿,最终轻声说了一句,上就上吧,反正早晚都要上的,这样俩仔也有个伴儿……

到了开学的日子,两兄弟终于又兴奋又胆怯地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广州当年有两种学校,一种是私塾,一种是新式学堂。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学校共生共存。但因为新式学堂刚刚兴起,还不为人们所看重。特别是那些有钱的人家,都愿意把孩子送进私塾。开馆的塾师,多数是“前清”的举人和秀才,名气很大。私塾中有一种叫“家塾”的,要把先生请到家里来授课,更是神气。因此,读私塾的费用一般都比较高。相对而言,新式学堂的费用就低得多了。一则因为规模比较大,招生人数多,再者,这类学堂都是“官家”和团体办的,或者有人资助。——两兄弟读的就是这种新式学堂。

两兄弟很争气,不管晴天雨天,上学从不迟到。每天一早,一高一矮的两兄弟,就挟着包书的阴丹士林布的布包,嚓嚓嚓,快速向学校走去。学习成绩也都不赖,兄弟俩就像竞赛一样,每次考试,不是哥哥第一,就是弟弟第一。总的说来,弟弟第一的次数要多一些。就天分而言,可能弟弟文盛略优于哥哥文强。不过文强要显得比文盛懂事,性格也老成些,像一个当哥哥的样儿。甚至,因弟弟顽皮,文强还要经常管教他,代行爸爸之职。

由于麦叔每天出早归晚,文强和文盛几天都见不到爸爸的面。每天,麦叔出去的时候,兄弟俩还未睡醒,而当麦叔回来的时候,兄弟俩已经进入了梦乡。在他们的感觉里,麦叔就像一个影子——是一个影子爸爸。一年当中,似乎只在过年过节,端午中秋,麦叔会早一些“收市”,全家人才会一起吃个团圆饭。即便在这时,麦叔也没什么可说的,通常,他只会坐在那儿,蔫蔫儿地看着儿子们,目光暖暖的,里面带着惊讶、慈爱、欣赏,末了说,你俩个别打架……我累了,先去睡一会儿……

 

麦喜,或称麦叔,这个卖艇仔粥的人,1958年,因患心脏病去世,享年57岁。死前的身份是广州荔湾区××饭店粥品部厨师、区劳动模范、市商业系统先进工作者……

 

去年,在我曾经挂职的街道办事处举办的一次活动上,我见到了麦叔的儿子麦文盛,瘦瘦的,一个小老头儿,鹤发童颜,据说已经80岁了,穿一身浅灰色西装,打着领带,谦谦地笑着,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经人介绍,我们认识了,知道他是一所大学的数学教授,现已退休。我们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其间说到了他的父亲,就是麦叔。

他说,我父亲是个普通人,也是一个老实人……

他还说,小时候,我很顽皮,给父母添了不少的麻烦……

后来又说到了他的哥哥,就是麦文强。据他介绍,1947年,哥哥去美国留学,毕业去了香港,现在也已经去世,生前是香港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学专家……

岁月如梭啊!


原发于《十月》2009年第4期。被收入《小说精选十年精华》(2009年10月出版);其中,《西关旧事》被《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转载,被收入《广东作家作品选集》(花城出版社2017年2月),并被译为俄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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