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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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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我并不是一个机灵的人  

2017-01-15 13:09: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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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我并不是一个机灵的人

 

何晶(《羊城晚报》)

 

1.读我写的现实小说,你可能会产生一种传说的感觉

 

羊城晚报:从您的新书谈起吧,《东北平原写生集》里收录的短篇小说都以东北平原的某个村庄为小说标题,比如《大姑屯》、《翻身屯》、《蓝旗屯》等等。这些小说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从1999年一直到2013年,如此长时间地写作类似题材,这是您一开始就有的打算吗?

 

鲍十:这本书完整的书名叫《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实际是一个系列小说的合集。如你所说,这些作品我从1999年就开始写了,一边写一边在刊物上发表,发表时的总题目叫《东北平原写生集》,一般是两篇一组,现在的书名是结集的时候才取的,现在这个书名,可能会增加一点儿主旨性。开始创作这个系列小说时,我还在哈尔滨工作。我最初的想法,是想通过这些作品,采用具象的方式,描绘和表现我国东北的乡村社会,并试图将历史、人文、政治、风俗、自然环境等多种元素都囊括进来,不过实际写作的时候,这些想法并没有完全实现,只能说差强人意。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确实跨度很大,前前后后十五年,但老实说这十五年我并非只写了这一组作品,我还写了许多其他作品,包括那个电影《樱桃》,另外还有一些写广州的小说,诸如《广州小说三题》、《冼阿芳的事》等等,也是在这期间写出来的。实际上,这些作品是我断断续续写出来的,在这期间,我要不断地思考,思考成熟了,有感觉了,就写一篇,觉得没感觉,当然不会写,写也写不好。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没有中途放弃,是我认为这些作品有价值,可能会有文学之外的价值,我曾经在跟朋友开玩笑的时候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个三五年,最多七八年,我的其他作品,也许都会陆续被淘汰、被忘掉,但这部作品,可能还会有个把人看一看。顺便说一句,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才是最大的神,它会让所有的人自卑。至于用村庄的名字作为作品的标题,简单地说,是因为“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村庄里”,深一层的想法,则是为了强调“写生”这个概念,同时也为了强调作品的写实感。

 

羊城晚报:是的,读这些小说确实会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写实感,甚至有小说中会有“鲍十”这个“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叙事方式?您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加强小说的现实感?换个说法,是希望用这种更为现实的叙事方式来寻找文学和现实的得当关系?

 

鲍十:在这些作品中,我首先想要的就是写实感。这是写作之初就确定了的想法,所以才叫”写生集“。或许这样才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力,这是真实的冲击力。为了写这些作品,我查阅了很多县志(包括其他一些资料),也走访了一些村庄,有些故事就是这么得来的,有的就是真事。但在写作的时候,我还是做了一些处理,一个是我不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确切一点儿说,这些故事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也就是说,写实感并不等于写实。我觉得,这样效果其实更好,这样会给作品留下更多的空间。评论家徐肖楠先生曾经为我这些小说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理论刊物《南方文坛》上。他对这个系列小说有一个定义,称之为“传说化小说”。须知传说和写实可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啊。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错。读过这些小说,你可能真的会产生一种传说的感觉,那是历史的传说,也是现实的传说。而我所做的,则是把传说写成了现实,把现实写成了传说。这种传说的感觉,也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构成方式。

 

羊城晚报:这部《写生集》构建了一个乡土东北,为何您如此着迷于书写乡土,在乡土文明逐渐崩溃的今天,你试图用小说构筑出东北的另一种历史,您的创作是否带有某种抵抗遗忘的意味?

 

鲍十:说我这些小说构建了一个乡土东北,是过奖了。说我着迷于写作乡土小说,这却是事实。原因很简单,我是在农村长大的,直到十九岁参加高考才离开家乡。从童年到青年,正是一个人心灵发育的关键时期,对事物的印象最为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当时年龄小,很多事情都懵懵懂懂,但在长大以后,会不断地反思。如果你写作,这些就是宝贵的财富。人们常说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样才会写得好,有感觉。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这话无疑是正确的。不管何种类型的文学,都离不开细节,如果你对自己所写的生活不熟悉,细节从哪里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情感寄托的问题,这个可能更重要。这里就不说了。不过我也并不是只写乡土小说的,也写了一些城市小知识分子,类似于我这种身份的。我写他们的人生际遇,情感经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所产生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挣扎、堕落、逃避,等等。这也是我本人曾经经历和面对过的问题。我还是秉承了我一贯的创作理念,写我熟悉的生活,写我能写的作品,写我想写的作品。说到乡土文学的写作,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你写什么?写田园风光吗?写乡愁吗?歌颂农民们的勤劳朴实善良忠厚吗?写他们受过的欺压和苦难吗?写政策带给他们的好处吗?或者,写他们愚昧和落后吗?接下来的问题是,设若这些都被写过了,你还写什么?所以有人说,乡土写作已经终结了。但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乡土文学是否终结,我看关键是你有没有新的发现,如果有,就应该写,也值得写。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们以前的乡土写作,特别是四九年以后的写作,一直是一厢情愿的,是宣传性的,也可以说是单纯的、不完整的。这就涉及到了下一个问题,遗忘的问题。按照人类的本性,人们的遗忘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的遗忘,一种是主动的遗忘。主动遗忘多半是有选择的,人们遗忘的,往往是那些让他不愉快的事物,记住的则是让他觉得愉快的事物。我这些小说,写的多半是一些角落里的往事,但是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遗忘与否这个问题。这是实话。

 

2.那些鼓噪文学无用的人,要么无知要么别有用心

 

羊城晚报:您是东北人,但离开东北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东北作为背景始终出现在您这些年的创作中,东北在您的文学创作中是怎样的地位,东北对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是您最原始的动力来源吗?

 

鲍十:我是2003年调到广州来的,一晃十多年了。时间真的很快!但是,人虽然不在那边,记忆还是在的,而且一辈子都会在,人是有情感、有记忆的动物嘛!在写作上,我这些年也一直没有离开那里。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在前面说过,我在写作上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写我想写的,写我能写的。我坚持为我的内心而写作,不会为了其他而写作。我并不是一个机灵的人。我也写过其他内容的作品,今后也是如此,比如有关广州的作品,今后也还会写,但有一点,就是要看我有没有找到感觉,有没有内心的共鸣。而东北,或者说家乡,那是我生命的源头,也是我写作的源头,我的一些自觉不错的作品,都与那块地方有关。我太熟悉那里的生活了,那里的一切,都已浸润于我的身心,写作的时候,也便感觉充沛。

 

羊城晚报:除了短篇小说,这本《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里,还收录了您的一个中篇《三合屯记事》,这个中篇又是由若干个短篇组成,所讲的故事也都发生在一个村庄三合屯。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的写作方式?在这个中篇里,您也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三合屯是您实际生活中的家乡吗?

 

鲍十:可以把三合屯认定为我实际的家乡,只是我把村名儿给改了。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也都是有原型的,不过说不上绝对的真实,大体上真实吧。整篇小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只是相对独立地写了几个人物。之所以这样写,考虑的还是真实性。尤其是这篇作品,最需要的就是真实性。事实上,在我的所有作品中,这篇《三合屯记事》应该是最特殊的。这篇小说有个后记,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想法,现摘录给你:“这部作品我断断续续写了几个月。我觉得我有义务把它写出来。一来是有这种生活经历的作家可能不多。另外,即便有这种经历,他也可能没有兴趣来写这种题材陈寂的作品。他可能更喜欢写一些诗意的作品、新奇的作品、时尚的作品、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如果谁都不写,这段人生就会悄悄溜走,就会淹没在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的历史的浪潮中,就会形成某种失忆。时间会流失,时代会发展,一个时代过去了,我们需要把一些真实的东西留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

 

羊城晚报:从您一贯的作品里可以发现,您的写作风格是质朴而又现实的,这是否是您一贯的文学观念?您是否认同文学是应当承载某种现实意义和社会责任?

 

鲍十:人都说文如其人,我认同这个说法。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就是一个质朴的人,是一个老实人,待人宽厚,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处人处事,头脑简单,曾经有一度,脾气很倔强,喜怒形于色,总的来说是个好人。但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看我。说来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都是不错的,可是有的人又确实不咋着。这话说远了。就像你说的,我的作品多半有质朴、平实的感觉,不华彩,较少炫目之处,需耐着性子读,才能读出一点滋味来。文字、故事都是如此。所写的人物也都平平常常。关于文学是否承载现实意义和社会责任,我认为还是要的。记得有一次也是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期间谈起了50后作家与70后作家的区别(本人属于50尾),我就说过,可能由于教育和年龄,以及早期的阅读等缘故,我对政治、民族等这些大概念还是很关注的。我认为,文学肯定是有社会责任的,文学从来就不是自娱自乐的东东。文章一旦出手,必定会影响世道人心,而且作品越好,影响越大。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逐渐的,但慢慢会起作用。一部好作品,甚至会影响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你的性情,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一辈子。所以那些鼓噪文学无用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羊城晚报:您的诸多作品中,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而广为人知,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对您意味着什么?是您最满意的作品吗?

 

鲍十:应该说,《纪念》是我影响最大的作品。主要原因是拍成了电影。而且,这种影响至今还在。就在今年五月,我还接到了一个通知,由评论家商昌宝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小说眼·看中国》收入了这篇小说。还有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的一套丛书《中国当代小说精品读本》也收入了这篇小说。不过老实说,《纪念》并不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原因在于当时写得匆忙,一些细节处理得不够好,另外语言也有瑕疵,欠缺了一点点韵味。这让我至今还耿耿于怀。但电影还是好的。只是人们仅仅看到了里面的爱情,而忽略了其他,比如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因而损失了一些意义上的价值,这倒有些遗憾。可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对我而言还是重要的,起码一点,它对我起到了推广的作用,使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这样说不矫情吧?

 

羊城晚报:当下不少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鲍十: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在影视是强势媒体,把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和荧屏,会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播,这应该不是坏事。我希望影视剧能多从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样也会提升影视剧的质量,减少一些胡编滥造的东西。需知,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呕心沥血才写出来的,调动了丰厚的生活积累,肯定要比那些三天就编一集的匆忙之作好得多。

 

3.汪曾祺的难得在于,始终躲在潮流之外,写他想写的东西

 

羊城晚报:看到之前有报道说,您最喜爱的作家是汪曾祺,现在还是吗?

 

鲍十:这个问题问得好。说起来,我喜欢汪曾祺的小说好多年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读他的作品。读汪曾祺的作品,你会感到宁静,还会感到亲切,感到一种浓郁的生活和人文的气息。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我开始喜爱他的原因。但这还不是全部。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还发现了一些他所具有的价值。比方说,他的所有小说,没有一篇是写重大题材和重大事件的,所写都是小人物。小锡匠了、小和尚了、小学教员了、农科所的农工了、街头卖艺的了、戏曲演员了、旧时代的大学生了,等等。另外,他也没有参与或借重任何文学潮流,只写他自己的。也就是说,他始终躲在潮流之外,在写他想写的东西。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知道为什么难得吗?因为他保持了一个作家所应有的独立品格,从而免受干扰。而且,通过他的作品,你完全可以寻到他的生活轨迹,这也可以说明,他所写的作品,都是有生活依据的。从这个角度说,他还保持了一个作家所应有的诚实。有一个现象你一定注意到了,那些当年非常火的作家,如今已没有人在读了,而汪曾祺,人们还有兴趣读。这么说吧,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可能不是名声最大的,却是最耐读的。关于汪曾祺,我可以谈很多,等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谈吧。

 

刊于《羊城晚报》201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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